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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被指非良渚文化遗存 学者撰文质疑
世界科技报道 ( 日期:2008-03-05 14:27)

关键词:良渚文化  学者    良渚古城

    又是一只“华南虎”?学者撰文再次质疑“良渚古城”:本刊上一期(三四期合刊)刊发了良渚课题权威林华东的《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一文,用专家的眼光指出了“良渚古城八大疑点”。该文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良渚古城”是真是伪的争论掀起新的高潮。日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罗以民为本刊撰文,以详尽的文献资料论证了古城构造的诸多不合理,并大胆判定:“良渚古城”根本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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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甚至能为一个我所钟爱的理论遭到证伪而感到高兴,因为甚至这也是一个科学成就。” 

 

     ——约翰·卡鲁·艾克尔斯

     引自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记得北大赵辉先生数年前就说过:“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有城,已经不是新闻了”。自1930年山东历城“城子崖”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以来(见傅斯年等《城子崖》,中研院史语所,1934年),70多年来已经发现了史前古城近百座,但从未有如今之杭州发现“良渚古城”这般被刻意“炒作”的。2007年11-12月间,《浙江日报》、《中国文物报》、《钱江晚报》、《都市快报》均以头版头条地位报道了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发布的重大新闻:“经过18个月的努力,我省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莫角山四周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完整的古城墙基址。考古学家称其为‘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考古学家、北大教授严文明、原故宫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都在实地考察后肯定了该结论,并进行了高度评价。此后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国内外大小媒体数百家都进行了相关并且连续的报道,该项考古负责人刘斌还多次发表电视讲话,可谓声势浩大。笔者认为这个“良渚古城”既非“良渚”时期,也非“城墙”,试证之: 世界科技报道

良渚古城北段城墙基址,右侧墙壁为城墙的横截面。

    既称“石破天惊”,何不先问如何“石破”?

    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说这次“良渚古城”的发现可称是“石破天惊”,但为什么不先问一问良渚人是如何“破石”的呢?各报纷纷刊登了“良渚古城”发掘出来的铺底石块的大幅照片,笔者见报的第一感觉就认为“良渚人”若真能够把石块“破”成这样,那倒是“石破天惊”了,众所周知,良渚文化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根本不会使用后来出现的青铜器和铁器。良渚考古60年还没有发现任何同时代的金属器。这就来了问题:那么多石块都是30-40公斤左右(刚好一个人可扛动),是用什么凿开的。

    我到发掘现场参观了多次,隔着红色禁戒线只能远望着那些涂着厚厚泥浆的石块,从心里羡慕考古学家。终于盼来了下雨,冲洗出某些石块的几个侧面,让我们发现其中不少还是火成岩(花岗岩就是火成岩的一种,硬度达摩氏5-7级),那是要用今天的合金钢钎,还要花大力气,抡18磅大锤才能顺着岩逢把它们凿开的。石块那种锋利的呈放射状的棱线只有如此才能产生,这里最起码要能使用经过“淬火的铁器”。自然风化和火烧开裂是决不能产生这样锋利的棱线的。 世界科技报道

    中国古代的“钢铁”和明末的“攻石椎”

    今天的钢钎可以长至1米以上,那是因为是合金,他的强度远比中国汉唐的铁器强。但现代钨钴合金的钢钎是19世纪中期以后才从西方传进中国来的。清代早期凿石的“钢”钎,居然长不足10厘米,一定要用钳子钳住“钢”钎才能使用锤子砸,否则会砸在手上。为什么会这么短,就是因为石硬,如钎长了,砸易断。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第十介绍了“斤斧”、“锄”、“”(即锉刀)、“锥”、“锯”、“刨”、“凿(罗案:乃木凿)”、“锚”、“针”等的制作方法,甚至当介绍到“攻石椎(通今锤、槌)”时也不见有“凿石钎”或类似物的介绍。可见当时还没有可以凿花岗岩之“钎”。人类的一切生产工具或兵器的制作,必须是先有了制作的原材料后才可能产生制作工具的冲动。当时也许因为还没有可以凿开花岗岩的材料,所以也就没有产生“钎”类的工具。清《武康县志》载明万历《禁石宕文》说当时“各据山头,广招石匠,斤椎斧伐,日夕无休”。只言“斤椎斧伐”,可证当时无“钎”。明清的武康县乃采石大县,“武康石”曾赫赫有名,因此武康采石可代表当时中国较先进的水平。武康今属德清县,与今“良渚古城”不过30公里,明清钱塘县采石也可想而知。

    不过我们稍微浏览一下《天工开物》,就知道我们了解中国至少在明末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钢。该书说:即使“刀剑绝美者以百炼钢包裹其外,其中仍用无钢铁为骨。若非钢表铁里,则劲力所施即成折断。其次寻常刀斧,止嵌钢于表面。即重价宝刀可斩钉截铁者,经数千遭磨砺,则钢尽而铁现也。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加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这说明,中国至明末连日本“钢”刀也还不会制作。当时所谓“钢刀”即“钢包铁”也!此“钢”不过是经锻打和淬火工艺使熟铁表面和刀口更硬而已。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记载了中国军队与倭寇交战,战刀被倭刀砍断的情况,可以为宋应星佐证。据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仅11次日本赴明“勘合船”就卖给明政府日本刀20万把。明朝规定当时不许民间买倭刀。如果中国当时能够生产倭刀那何必花重价买呢?正德六年因为明地方官府想压价买刀,日本遣明正使,83岁的高僧了庵桂晤竟然以自杀相拒(至中国的刀价为日本的5倍),终于迫使明政府让步。可见明朝大买倭刀并不是因为人家的刀便宜,而是人家的刀确实好。宋代自欧阳修写了《日本刀歌》,历元明清三朝,《日本刀歌》居然成了一种固定的歌行题材,许多名人都以能获一把倭刀为荣。嘉靖时,亲自指挥过抗倭战争的唐顺之在自己的《日本刀歌》中一边斥日本为“倭夷”,一边却对日本刀大为称赞。其言刀“身上龙纹杂藻行”,是说当时日本刀使用的材料与中国刀浑然不同,刀身因为材质本身显示出一种特殊的花纹,而并非特别刻铸的花纹。中国古称西亚刀材料为“花纹钢”,日本刀的花纹正与此类似。 世界科技报道

    再翻一下英国查尔斯·辛格等主编的《技术史》就可以知道,西方也是要到19世纪发明了平炉和转炉,有了鼓风机和焦炭,才炼出现代意义上的钢。《天工开物》说:“凡治地生物,用锄、之属,熟铁锻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健则成刚劲。”可见中国古代的所谓“钢铁”不过“刚铁”耳!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就记载湖南徭族有“黄钢”刀“能断牛腰”,但“其次亦非汉人所能作”(即连次一等“黄钢”刀汉人也不会作,最好的“黄钢”汉人当然更不会作)。徭族的“黄钢”可能得传于傣族,因为西亚刀的花纹钢在宋代就很有名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流传至今,反映了我国一直无钢少钢的状况,可是西谚、日谚都无此语。所以中国此谚可称口碑。口碑也是碑,其所以不灭也是一种历史的记载。明朝造军刀尚且无钢,就更不可能用钢造农具。如此论述明代无钢,就是因为我想说明至明代还不可能以“钢钎”开凿火成岩,产生如此锋利的棱线。

    所以,我对“良渚人”能如此凿开石块实在无法理解。2007年12月29日,考古负责人刘斌在杭州科技馆作学术报告,会后接受市民提问,我便抖胆将良渚人如何破石的问题贡献给刘斌。但是刘先生却说他现在还不能回答,说“如何开凿岩石的问题只能留待以后慢慢探讨”(根据记者录音核对,原话确实如此)刘先生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用玛瑙划。”但这是火成岩并非良渚玉器制的透闪石、蛇纹石(硬度才2-3级)可比。这可以作科学实验,一个人日以继夜划10年绝对也划不开半块火成岩,也产生不了那种开裂的锋利的棱线。刘斌先生又说可以用火烧,再泼水,使之裂。我说:“我看了,没有一块石头有火烧的痕迹。”刘斌也承认确实未经火烧。
    刘先生很诚实,但我依然惊愕:怎么能还没有解决良渚人的“生产方法”之前却首肯了他们的“生产成果”呢?你们发布的重大新闻应该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切“研究成果”应该是“研究成立”之果,应该产生于研究之后,怎么可以先有“果”,之后再研究使之“成”呢?(那岂非是波普尔批判的“营救理论”)如果先肯定你是癌症,开刀割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场普通感冒,试问这场医案又该如何了结?

    从“良渚古城西城墙”白元畈发掘现场的一块石头(上图)看,这块石头多个侧面(下图)的风化效果相差很大,正面被铁器凿开的断裂面显得很新,风化层(俗称土锈)极薄。而其它侧面表现出物理风化的效果远远大于其被埋入土后的化学风化效果,这说明这块石头开采后被人类曾暴露在空气中使用数百年,经日晒雨淋。其风化程度与瓶窑南山造像宋代采石场宋代遗石的风化程度相仿。根据此种类比,笔者认为这块石头开采时间的上限不可能超过宋代,可能开采后在东苕溪被用作护堤石,暴露在河堤上。后来这块石头又被凿开埋入地下当铺底石,这块石头最后一次开凿时间的下限可能在清初。这是我对这块石头的解读。在“良渚石斧和玉斧”上可常见土壤中酸碱腐蚀形成的“树根沁”,可我们在这块石头的“新面”上看不见任何可称在土壤中5000年形成的化学风化效果。在自然界,物理风化效果往往大于入土后的化学风化效果。

    青铜器当然更不足以凿石。汉唐人以铁錾淬火使錾头变硬后凿石,多找的是摩氏4级以下的石头,用“切割法”,开出来多是条石(然后沿着石缝顺势用铁锲、锸撬),所以凿痕往往一条紧挨着一条很整齐。今唯一可以肯定的徐州汉代采石场石壁(石灰石)就是如此。附近彭城汉陵现存的“黄肠石”也是条石可证。我们浙江龙游石窟就是软质的红砂岩,那上面留下了整齐的凿痕也可证(林华东先生论证为唐至清代的采石场,至今“勾践屯兵洞”之类无稽之谈已经烟消云散)。余杭寡山石窟凿痕也是如此整齐,我下洞探查亲见。离“良渚古城”一溪之隔的瓶窑南山元代造像处,曾是宋代的采石场,至今佛像旁边还留有整齐的凿痕。从凿痕我们可以推知工具和取石的形状。中国唐代发明的黑色火药,对打孔崩石来说威力实在太小,根本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中国古代采石的传统习惯一般都不会采用。从今天“良渚古城”铺底石块的形制上就可彻底否定它是良渚时代的,因为良渚人用石块不可能制作出这样铺底的石块。既然下面铺的石块不属“良渚”,上面堆的土就更不属“良渚”了。从古董鉴定到田野考古本来都应该遵循这样的一票否决制的。

    我国北方确有史前“石城”,但它根本不能支持“良渚古城”的存在。比如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但那墙都是用戈壁滩上自然风化的石块堆积,不过用黄泥在石间粘补,碎石塞逢而已。许多墙仅底宽不足1米,顶宽才0.6米,残高最高也不过1米多,根本不存在什么人工开采的石头,更不要谈什么底宽60米的夯筑土层了(《考古》1984年第2期,内蒙社科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报告》)。总之,不存在任何可比性。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与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两篇洋洋大论,几乎将中国史前古城囊括一空,作了类型的排比分析,比如赵、魏之文就将史前古城归纳为三类,他们说:“就建筑技术而言,北方城墙以石砌就,中原者采取夯筑,长江流域的城墙堆筑,三者也有很大区别。长江流域城墙堆筑的方法延续了很久,至少在商周时期还用此法,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苏江阴的畲城等。”史前古城一般没有文字记载,考古断代主要靠类型比较。但“良渚古城”显然跟哪一类都不靠谱,是“怪物”,可是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当否? tech.icx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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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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