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势族的房子、抓同僚的把柄，尽管包拯担任御史中丞的角色，怎么说也是捅娄子、讨人嫌的差使。其实，他手里并不存在皇帝封赠的“三道铜铡”，与普通官吏一样，他只有在御座面前当值听喝的份儿。倘若皇帝不高兴或者发脾气了，能硬着嘴辩白几句已经算直言的诤臣了。这样的言论是要写进正史的——皇帝、大臣都有面子。

    《续资治通鉴》和《宋史》都记载了包拯劝谏仁宗皇帝赵祯“设立储君”的史实。这是任何帝王都非常敏感的话题，一开始赵祯就抱有敌意，他反唇相讥，几乎让臣子没有再张口的机会；好在包拯并没有吓得语塞汗流，皇帝问得刁，回答得更刁；虽说这个场面不如戏台的表演精彩，包拯却冒着那个时代的“撄鳞”大罪，为自己的言行公开辩解。真实的历史中，有几个敢于同皇帝犟嘴、饶舌、拗脖子？两部正史都未遗漏这段典故，足见，这是包拯仕途生涯的精彩一笔：

    庚戌，以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群臣数有言者，未审圣意何久不决？”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为宗庙万世计耳，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

    让包拯约束皇帝，是民间一厢情愿的杜撰；把他宣扬为说一不二、左右朝堂的“鹰派”人物，未免夸大了他的影响力。皇帝跟前不只包拯一个大臣，庞大的文官队伍人才济济，他们的才能与学识不存在巨大落差。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甚至讥讽包拯没有读会几本书，这样的批评往往被老百姓有意掩盖、抹杀了。人们情愿相信一个完美无缺的精神偶像——哪怕被修饰得变态、走型。包拯一连铲除了两任“三司使”，最后自己取而代之，这种“窃位”的做法自然招人戳脊梁骨。欧阳修则公开挑刺儿，弄得包拯心慌意乱，连上任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看来，万民景仰的“包青天”也有舌头短的时候。

    《宋史》把包拯的晚景描述得落魄孤寂，亲戚朋友都让他得罪遍了，没人登门，也无人理睬；年逾花甲的包拯，吃穿用度还非常寒酸。官儿没了，只有对子孙吹胡子瞪眼。他在遗嘱里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哎，这个倔老头子，以为自己是灶王爷呢，死了还能管千秋万代的事儿。何苦操这份闲心呢？或许，这也是他老人家的无奈之处。既然没有能力“兼济天下”，也只有最大限度地“独善其身”了。做清官——可敬，可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