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那项活动的规定，何先生在两年内不得再参加该公司的任何套餐优惠。而且，在参加活动的两年内，他必须承诺每月消费400元，还有20元的GPRS费用是不管用不用都必须支付的。

   何先生算了一笔账，如果用他每月必须消费的400元减去每月50元的月租，和不得不花的20元GPRS费用，那么他还要消费330元的话费。在没有任何套餐优惠的情况下，330元只能供何先生接、打800多分钟。而按照今天信息产业部批复的220元套餐，就有1100分钟的本地基本通话。

   “这下亏大了”。何先生不明白，为什么手机资费下调，不能用大家容易明白的方法，比如，每一分钟话费的单价下调、干脆取消月租费，或者彻底执行单向收费，而总要遮遮掩掩地推广什么套餐，把一部分消费者排除在外。

   经常出差的郭先生也觉得很失落，因为即便他能加入套餐，优惠的话费也只是在本地执行。到了外地，话费就不再优惠。“本来全球通，就应该跨地域提供服务，可现在搞得只有在本地使用才便宜”。郭先生说。

   采访中，不少像何先生、郭先生这样的消费者都想弄清楚这些问题：究竟这样的套餐优惠，是不是融化了手机资费的坚冰？主叫套餐和被叫套餐只能选一个，这条措施也得让消费者花费心思好好算算，自己究竟是打出的电话多，还是接听的电话多？

专家：新方案确实让利  ……

   算不清哪个方案更合算，很多消费者都很头疼。但长期关注电信行业的专家郭海涛还是认为，能在手机资费最“顽固”的北京地区有了资费的松动，说明有关部门确实准备在资费调整方面有所作为。

   《通信世界》杂志社社长项立刚认为，如果消费者选择被叫套餐的话，相当于话费下降了40％，而此前，他就认为，手机话费还有下降40％的空间。

   项立刚的账是这样算的，大部分普通用户接听和拨打的电话几乎各占一半，有时候接听略多一些。如果一部手机每月接、打费用是100元，接、打各50元，那么现在如果使用被叫套餐，花10元能接听500分钟，打电话还是50元，总的话费比原来能降低40％。

   既然通信公司已经决定要让利消费者，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降价，而要通过套餐形式呢？作为通信行业的专业人士，项立刚分析说，单向收费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需要经过国家相关部委的论证、审批。目前，有些地方的收费接近单向收费，但也没有明确，只能采取目前的套餐方式对资费进行下调。

   郭海涛也认为，今天被消费者关注的这个方案，实际上只是信息产业部对中国移动北京地区资费报告的一个批复，不是我国电信资费调整的思路。

   因为目前我国对手机收费的办法并未调整，所以作为运营商的中国移动，或者是中国联通，只能在国家的资费方案中做调整，比如说通过套餐的方式优惠资费，而不能自己就决定单向收费，或者取消月租费等。

   项立刚还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虽然有花10元接听500分钟的被叫套餐，算下来几乎等于免了接听费，但如果完全实行被叫免费，那么电信运营商需要面临很大风险，每个人少付10元钱，北京有上千万的用户，大概是一个亿的费用，企业会有很大压力。至于参加过优惠活动的消费者不能参与此次活动，可能是因为企业操作上的难处，如果要减少此次下调的覆盖人群，那么他完全可以不做此次调整。

手机单向收费的话题再次浮出

   今年“3·15”前夕，北京市消协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手机资费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有三：一是现行的手机资费偏高，价格不合理，应下调；二是手机月租费应当减少或取消；三是取消双向收费，实行单向收费。

   对此业界也有很多争论。专家普遍认为，北京先行的手机资费过高，应该降。但怎么个降法值得商榷。

   争论焦点是“双改单”。反对者认为，单向收费会影响手机服务质量——单向收费会打破主被叫双方的利益均衡，同时，在主被叫双方是不同的运营商时，单向收费会使运营商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并进而影响互联互通，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还有专家认为，消费者应该对单向收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单向收费并不意味着资费降低，关键是给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方式。

   而更多的专家认为，资费改革应引入听证程序，使通话收费标准的确定公平化、透明化，充分论证手机资费标准的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

   信息产业部一位高官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我国电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相应的监管工作仍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移动通信资费方面，最终只有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包括市场管理手段的研究、资费计算方式的完善，才能让公众得到更多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