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超自然的代表物是一只巨大的巨型黑色石块，称为巨石。它在远古、21世纪、甚至遥远的土星的月亮上都有出现，并最终将地球人的代表鲍曼送入星门，羽化成超人。电影场景壮观，更有无数难忘的意象，为电影艺术创造了不可磨灭的新的典范。

　　巨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库布里克坚持这个物体应该是长方型的、独一无二的、能非逻辑性出没的、暗示性的物体，而克拉克则将它设想为金字塔型的、能无限繁殖的、无孔不入的神秘物体？

　　巽孝之认为，如果从后60年代的文化语境下观察，库布里克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是一个极端相对主义者，以“相对主义的暴政”来呈现反文化的本质。他设计的精子一样的太空船插入子宫一样的星门，孕育了星孩。他以足够的阴茎中心来刺激我们那些曾经孕育于母体的下意识的经验。在进入隧道之后，流溢着的、无限丰富的色彩和意象，也让人感到是子宫中的迷幻之旅。对于巨石，库布里克则成功地为观众展现出一个集中于更加形而上的、且能引起广泛共鸣的、超验的人—机共生的形象。和库布里克的出发点相比，克拉克那种简单依照爱因斯坦相对论组织自己思想的方式，在那样的时代，就显得过分幼稚了。

　　但是，如果从后80年代的语境中重新审视整个影片，我们却能从巨石的行为中发现关于网络空间的明确预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巽孝之选取克拉克的原著和随后为原著撰写的三本续集作为作家思想史的资料佐证。在原著中，宇航员鲍曼通过星之门之后，在遥远的星际中心看到了巨石收集的关于地球的信息，这本身就是巨石作为电脑的证明。然后，主人公沉沉睡去，在梦境中回忆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历程，这也极容易地被理解为巨石对人类群体和个人历史的切割和扫描。在随后的第一部续集《2010：第二次漫游》中，人们再次发现，神秘的巨石仍然在对散布于星门周围的鲍曼的生物和心理数据进行个性的重新装配。在克拉克的整个系列中，巨石一直行使着类似网络空间的各种功能。

　　巽孝之的文章中最后提到，赛伯空间的产生，其实受益于西方文化中漫长丰富的“记忆宫殿”传统。这种传统还曾经在16世纪，与中国字遭遇后，经历过一个迷人的形而上学过程。

　　根据后现代汉学家约翰·斯朋斯（JONATHAN SPENCE）的看法，传教士马蒂欧·瑞茜（MATTEO RICCI）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曾经给16世纪的中国人展现了西方的记忆术、炼金术和其他超自然的文化内容。也正是在这同时，马蒂欧·瑞茜使中国人觉醒，认识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建立起巨大的记忆宫殿。斯朋斯确信，瑞茜从容别赫（HOST VON ROMBERCH）1533年出版的著作中得到过大量启示。是容别赫做出了精确的记忆分类储存模式，发展起了复杂的记忆字母表。他也对选择记忆图像以适于存放点做了更加精细和复杂的发展。瑞茜认为，事实上这种记忆地点系统看起来象是为中文发明的，对中文特别有效，因为每个中文字就是一个事物的图像。

　　赛伯空间与中国文字的这种关系在后80年代的网络电影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早期的影片《银翼杀手》就已经开始在画面上呈现中文、日文、东方场景。吉布森在《神经浪游者》成名之后，受到好莱坞邀请，创作了电影《尊尼的记忆术》。这部影片中也有相当多的场景点缀着中文，其故事情节也与中国有关，主人公甚至深入到北京上海，去寻找电脑病毒的制造者。

　　赛伯空间从开始就使西方的记忆术和和中国表意文字相互碰撞，也就是西方表象形象和东方表意形象之间的碰撞。在16世纪基督教殖民主义者马蒂欧·瑞茜不知情地导致了这场跨文化的融合，他曾经将圣母玛丽娅怀抱圣子的图像与和中国的“好”字对应。克拉克也同样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情怀。他在《2001年》中曾经几次提到中国。

　　回到《2001年》上来。正是作为殖民主义者中介的巨石代表了介于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超文化的狮头羊身蛇尾怪，正是它在它前赛伯空间式的子宫中孕育出了星孩。当60年代的文化被后90年代的文化技术性地重构时，16世纪的记忆宫殿形象美丽地得以在后20世纪的电脑空间中重构。通过这种极端形而上学产生的巨怪的形象，我们得以对正在出现的全球村的未来找到更多灵感！

　　电脑网络、赛伯空间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启发和题材，如何更深入地发掘这些题材，已经成了摆在世界各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面前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笔者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作家应该尽快富于开拓性地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