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秘书长石定环主持会议。他说，正在制定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期限为2006—2020年，目的是明确一些重大科技发展任务，做好全面布局，为今后近20年的发展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在座的都是各个行业技术研究的“国家队”，虽然都已转制成企业或进入企业，但依然是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骨干队伍。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想集中听听大家对于中长期规划目前正在做的工作，还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内容可以宽泛些，不必太局限在具体的题目上，改革的问题，发展的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

　　“硬件引进方面，我们把国际上最先进的东

　　西都快买遍了”———

　　①不创新绝对没出路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副院长刘修源：按规划，到2020年我国煤炭供给量最高将达到29亿吨。能不能供给到这个程度，谁的心里都没数。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资源量勘探程度非常低，讲储量时，并没把地质状况弄清楚。开采的时候，80％—90％的煤层被地质断层切得七零八落，这对技术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现在我们每年生产的17亿吨煤炭，50％来自国有重点煤矿，20％来自国有地方煤炭，30％来自乡镇煤矿。乡镇煤矿生产技术最原始、损害环境最大，不过小煤窑的技术改造并不容易，首先是缺少好的办法，其次是即使有了也用不起。现在我们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和安全系数比较高，可以跟国际水平媲美的，也就是占总产量约30％的国有大中型煤矿。怎样提高整个煤炭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是个挑战。

　　钢铁研究总院院长干勇：不只是煤炭，钢铁要从2001年的2．3亿吨产量增长到2020年的4亿吨，也是很难的。在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我想对于钢材应该首先制定几个共性技术，第一个必须是新材料，新一代的材料，强度等各种指标提上去，可以节约20％—40％的钢材，减少钢材的消耗量；然后是采取新流程，用最紧凑的工艺流程来减少资源的消耗。

　　靠引进现在已经很困难了。在钢铁行业，不夸张地说，我们把国际上最先进的硬件都买遍了，而且买得特别多。我们到德国去考察，德国人说你用不着到我这儿看了，最先进的装备、最先进的流程都在中国，美国最好的钢厂也赶不上中国的宝钢、武钢。我们再往前走，只有创新。

　　问题是创新目标提出来以后，怎么来实施、来完成这个任务？组织什么样的队伍？哪几支团队来做？怎么组成？怎么布局？规划中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纺织行业国外有的品种我们都在做，但是没有一个真正能做到工业化的水平”———

　　②技术投入别像撒芝麻

　　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新亚：从制造业的情况看，我想行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分为纵和横两方面。横的方面是传统产业和传统技术，基本是同质竞争，主要是比谁的成本更低、资源消耗更少；纵的方面是高技术竞争，属异质竞争，主要比谁的性能更好、功能更全。这两方面在规划中要充分兼顾。

　　院所虽然转制了，但国家还是要把有实力的大院大所组织起来，把队伍持续稳定在一个方向上。同时应该建立一个稳定的投资体系，最好是成立一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基金，像自然科学基金那样运作，带动企业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庆章：组织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投入的力度一定要够。我们过去搞一些研究，虽然投了几百万、上千万元，但是实际上要真正做成一个项目的话，很可能要几个亿。这一类东西要集中。我特别赞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撒芝麻。我们纺织行业，实际上国外有的品种我们都在做，但是没有一个真正能做到工业化的水平。在中长期规划里面，应该突出重点，首先突破一两个，而不是像撒芝麻一样，平均用力来做。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树君：一般认为农业装备的技术含量很低，实际上农业装备本身，比如说收割机，比汽车要复杂不知道多少倍。因为汽车就是具有一个行走的功能，追求舒适性和高速性，但对收割机来说，行走功能、转向功能、动力输出，还要加上割送，技术要求很高。国家建一个汽车厂可能投资几百亿元，但粮食收割机厂最多投资几千万元，这种投资还是不平衡。

　　企业加大投入，国家适度支持，目的是———

　　③让创新体系快“生根”

　　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杨元一：说到投入，我们进入中国石化集团5年来，平均每年的科研项目费，不算基建投资，大概是5000万元左右，这是集团给的。科技部每年大概还有1000万元左右。现在大家总是说你们进入中石化好啊，有科研经费了。我觉得进入中石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有了一个成果转化的战场，和一个创新需求的来源。

　　企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投入？关键还是有产出。我们现在的投入产出比，基本上达到了1比8。炼油的投入产出比更大，因为它同类的装置多，一个技术出来以后，二三十套装置同时都可以用，所以它有投入的积极性。

　　国家不是市场主体，想把市场经济当中的产业技术创新都抓起来，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积极性。只有在企业里面发展创新体系和成果转化体系。企业本身在效益的驱动下会通过科技进步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进入中石化以后，每年专利的授权数比以前要多两到三倍；国家级的科技成果，以前我们大概三五年才有1项，现在平均每年1—2项。这说明我们的开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比以前强多了。

　　说到这里，应该感谢科技部对我们的支持，不只是项目上的投入，政策支持更厉害。这两年，我们因为政策优惠省减免的税收不下5000万元。通过这几年的扶持，等我们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自己就有能力来投入、来发展了，到时候你不叫我做技术开发，我自己也要做，因为技术创新体系有“根”了，自然就要发芽抽条。

　　行业要发展，企业又不能不吃饭。光靠企业的力量搞行业共性技术———

　　④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树君：农机行业的情况跟中石化、中石油的行业特点不完全一样。中石化基本是行业垄断，一个公司的技术需求和供应，可以说就代表了整个行业。农机装备呢，有十四大门类，3000多种产品，覆盖面很广。我们农机工业行业协会有5000家会员，每年的工业总产值大约是1000亿元，只相当于美国一家大型农机公司的2／3。

　　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眷荣：建材行业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不算县级企业，就已经有6万多家，最大规模的年产值也就100多亿元。别看这个行业对整个GDP的贡献率只有3％多一点，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消耗却是非常大的。可是要在这样分散的产业规模上搞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难度极大。在中长期规划里头，一定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电信科技研究院院长周寰：开发行业共性技术，我们最主动、积极。原来我在邮电部做科技司长，一年的科研经费有10亿元。我们搞第三代移动通信的TD－SCDMA，是中国百年电信史上第一个国际标准，既能保障国家的通信安全，也很有市场前景。可电信分拆之后，制造商和运营商分开了，我们也转制成企业，首要的是解决吃饭问题。

　　结果TD－SCDMA标准做到现在，七找八找只找到1亿元经费。我们只好拿短期商业贷款来做长期投资。最后一评估，国资委189个企业里面，我们是最差的，光是银行借贷就有近30亿元。逼得没办法，我只好说气话，我说我把这项技术卖了，马上就能收回25个亿，189个企业里面我马上效益第一。可我能干这事吗？

　　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区分国家、行业和企业行为，对症下药———

　　⑤共性技术研究的队伍不能散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院长周康：电信的问题很典型。拿我们来说，有时候为了给卫星、飞船每年做几块玻璃，相当大的投资和设备在那里折旧。转制为企业后，做这种没效益的事不能说符合市场规律。国家和企业考虑的问题很多时候不在一个层面，既然现在是做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就应该侧重于国家需求，弥补企业考虑不到的地方，尽可能找出两全之策。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副院长熊柏青：企业是经济动物。去年镍涨价，金川有色金属公司首先想到的就是扩产，至于保护战略资源、提高技术含量什么的全都放在一边了。

　　说这些不是要责备谁，每个实体有它自身的价值标准和动力。我想中长期规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层次搞清楚，哪些应该是国家行为，哪些应该是行业行为，哪些应该是企业行为，然后相对应地找出符合各自特点的管理方式和解决办法，这才是从源头上考虑问题。

　　我们这些大院大所向上、向下兼容的能力还可以，比较能够兼顾国家、行业和企业的要求。单纯让我们去搞企业行为、去挣钱，并不一定是我们最擅长的，同时国家也不缺这点钱。把它们的主力稳定在研究行业共性技术上，也许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庆章：我非常赞同刚才几位院长的说法，要充分利用院所的优势。我们院从纺织机械开始，搞聚合物，搞纺丝，一直到自动化、信息情报，有一个非常好的共性技术研究平台，但是现在因为有的项目不可能有效益，慢慢在萎缩，而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很可能将失去过去专业比较齐全的优势。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国芳：铁路行业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和电气化，花了30年的时间。虽然艰难，但我们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由蒸汽机车7％的热效率，提高到今天35％的能源利用率，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否则我们每年要多消耗2500万吨煤。由此看来，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队伍不能散。